怎么接上这茬呢？

晚上想烙葱油饼，发现没葱；想做麻婆豆腐，发现没肉末。我怎么过了一个暑假，就蠢得连菜都不会买了呢？

白天给论文写概要。想到Gianpaolo在夏天来到之前跟我说，朋友，你这论文的结论也太弱了点。我承认确实是那样的，好像转着圈地讲了一堆很精彩的故事，最后一点提纲挈领的东西都没有。本来今年夏天就应该改好的。可是鬼知道我夏天都干了点什么，现在已经秋天了。好歹枯坐半日想出些眉目来：原意是要写群众组织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写到最后被化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了。虽然在中国这个关系确实很纠结也很需要人来多做描述，但问题是已经有不少人拆来拆去描述过了，而我想要说的无非是太偏激的结论不对，四处都取一些便好。于是整个结论看起来非常吹水。但如果我要写成群众组织和新生的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呢，这论文就看着更“历史”而不够“理论”了。

怎么接上这茬呢？这两天我反复问自己。

下午在看同学的论文。Peter那篇写的是巴西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一是什么样的人更有可能得到这个title，二是这个title本身是否会像理论家，尤其是经济学的理论家预测的那样对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产生正面的效果。倒都是我愿意关注的问题。只是他行文的方式实在让我有些不习惯，开场先讲了好多“理论”上会影响人们去获取title的种种变量，比如受教育程度、耕种田地的面积、是不是参加了工会。可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极其无聊的“论证常识”的文章，我即使不做调查也会知道受教育程度高的、耕种面积大的，以及参加了工会的人更有可能搞到这个title。如果结论相反我倒有兴趣去看看这个研究。而我最为关注的那些问题却迟迟都没有交待，比如影响人们获取title的结构性因素是什么，造成这种系统偏差的社会历史背景是什么，以及具体的操作中为什么有些人不能获得这个title。而我在某种程度上也理解他为什么会用那样的写法，因为对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来说，大概世界上那么许多国家之间的差别仅仅体现在“量”上，所以只要用若干含义固定的概念去测量一下就什么都清楚了。他们恐怕很难想到我提的那些问题在实际操作中真的都是问题。兴许最一流的美国学生都跑到芝加哥、麦迪逊那种地方去了。总觉得我们系里更聪明且更有社会学想象力的都是来自美国以外的五洲四海的国际学生。

哈，看我这吐得什么槽。

不少美国研究者凡事都能轻而易举地抽象成普遍理论，但那并不是说明他们的理论抽象能力真的比其他地方的学者要来得高，而只是因为他们不太能体会发生在不同地方的事情的“质”的差别，并且对自己这方面能力的低下比较无知。而我们动辄喜欢说中国特色，大概也是因为对这细微的差别更为敏感些吧。

晚上看了贝托鲁齐的《末代皇帝》。这是我近来最爱的片儿，没有之一。尽管itunes上的版本有着红卫兵一会儿说英文一会儿说中文的雷人场景，都不惜花钱下载了再看一遍。不明白怎么会有人把它理解成西人怀着傲慢或猎奇的心态刻意丑化中国。唉，到底是怎样的心让贝导用那样隐忍克制的手法来表现孤独，不断被压缩的生存空间，永无休止的仪式，每一个人却要像对真相根本就无所谓一样在这仪式里生活。加上坂本龙一那优雅深沉的配乐，又忍不住掉了一回眼泪。

我爱三俗

今天中午和Aisalkyn一起吃午饭，她刚刚从吉尔吉斯斯坦回来。下个学期我们一起给Patrick的globalization课做TA。她错过了第一堂课，问我Patrick在课堂上都讲了点啥。我说他就是讲，现如今民族国家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世界上啥事情都变得global了，就是说不上他这课就没法了解世界。

我要了个brunch，在meeting street cafe。这一家的brunch在我眼里看来一直都很神棍，我弄不清楚世界上怎么会有人一顿就把那么一大盘吃完，因为对我来说那里的一人份是一人一天的份。事实上，今天我中午吃好以后把剩下的带回来，晚上就着牛肉汤又吃了一些，竟然还没有吃完。无外乎omlet夹着cheddar cheese，还有烤土豆、面包和黄油。贪吃如我都不免觉得这些东西太油腻且热量太高，吃到最后觉得还是我煮的牛肉汤比较清淡。

然后我花了半个钟头去洗那只汤锅。用热水泡，洗洁精怎么像一点用处都没有。

聊完了课程我和Aisalkyn开始闲扯，讲她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田野调查。照理来说那地方近些时日该是很fancy的，不过Aisalkyn关注的是中小型私企的生存和当地政治生态之间的关系。我问，什么样的关系呢？贿赂政府官员，官商勾结咩？她说，本来预期是这样的，后来那些企业的老板都说自己的生意做得实在太小，夹缝里求生存便是，交了保护费也保护不到他们，赚了钱分掉算数，连向上巴结的欲望都没有。于是我依照美国人的习惯开始连连感叹，interesting啊！

见见人挺好的，至少能让我开心点儿。

晚上回来看完了北野武的《菊次郎的夏天》。我在菊次郎与正南被扔在废弃公车站两天没人管，以及菊次郎去养老院看母亲这两段都无动于衷，却在后来三大叔玩“裸体木头人”游戏的时候没心没肺地笑了。我爱三俗吖！

开学第一天

Leah在得知了我时间安排上的难处之后主动提出把那个写论文的seminar改到周三早上，而班上的其他人也没有任何意见，于是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small department就是这点好处啊，凡事都能商量。

早上大致谈了一下各自的论文。另外几个人都是定量研究，只有我一个人是定性的。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Leah非常希望我留在她的班上，一是质性研究的文章其实并不好写，而大家又都感兴趣；另一个原因是她觉得我的理论基础还算不错，这有益于讨论。

我基本上还能复述得了我的硕士论文是怎样的一个问题，以及它为什么重要。Leah觉得经验材料非常好。（难得这个经验材料获得了定量研究的，定性研究的，中国研究的，不搞中国研究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的，非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的，搞社会学的，以及很多不搞社会学的人的认可。）她问我是不是能够把它抽象成更为一般的社会学理论，当然她问得比较隐晦，她说，你这个关于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描述，用在其他地方可以吗？我很直截了当地跟她说不行。我说这不是一个理论的论文，这是一个历史的论文。我关注的其实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就是说在一个还有社会主义遗产（具体表现为党国体制对于公民社会组织的控制，比如群众组织）的地方建立自主性程度更高的中间组织的可能，而这绝对仅仅是一个中国的问题而已。她说你的论文里面描述了很多国家与公民社会合作、竞争、妥协等关系，难道其它地方的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就没有这样的关系吗？我说如果你仅仅说合作、竞争、妥协，这样的关系肯定是很容易就能在很多其他地方找到的，但是在美国这样有着自由民主传统的国家，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国家如何structure和institutionalize已经成型的公民社会的问题；而东欧的经验给人的印象是一些自主的或者半自主的公民社会组织直接把国家的体制给推翻了。而中国是一个羽翼未丰的公民社会，以及一个不但没又一夜之间垮台，还在不断调整自身组织结构以适应新环境的党国组织动员体系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我觉得全世界只有中国有。

啊我主意好大呢……=.=!

Leah说历史的论文当然也是很好的。只是，如果它是个理论的论文，它就可以是AJS ASR，如果它是个历史的论文，它就变成China Journal了。。。

从这点上来说米国的社会学基本上就是ahistorical的……=.=!

Peter问我，我的观点和Evans的state-society synergy有什么不同，我说我的这个没有Evans描述的那种经历那样乐观。国家是对公民社会发展做了点好事，但同时对这个发展又极其不放心，成天担惊受怕，担心要出事，所以一边想放开它，一边又想要限制住它，经常显现得很分裂。双方互相挑战对方底线，想要建立良性的合作关系很不容易哟。

然后去听了Patrick的课。他讲课的时候不停地左右来回晃，盯着他看了十分钟我就晕了。

Patrick是瑞士人，小时候就被父母带到美国，中学时期又是在法国受的教育，后来到美国上大学读博士结婚生孩子做教授。我觉得有他这样经历的人更容易cosmopolitanist。他今天一个劲儿在那里鼓吹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变得global了，而国家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了。结果我回来之后打开网络一看，就见到某位同学声称他地政治理想是让中国对外掠夺资源，对内公平分配。兴许是因为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太多的中国近代屈辱史，一时半会儿那口气还过不来，凡事都有个“受伤的自尊”。没准二十年以后，或者五十年以后，也就是两代人，他们会做着一边“对外掠夺资源”，一边号称自己很cosmopolitanist的事情的。

我为什么最近常说“知识精英”的坏话

我随便吐槽两句影帝，就引发那么许多意想不到的争论。我那些老老实实梳理各种概念和理论流派的文章没有人愿意仔细看，一写“没有逻辑”的文章大家就争相留言。看来大家还是喜欢high不喜欢花功夫努力学习，即使我的博客的读者都是这样。然后beep和其他几个讨论者在buzz上分析了一下我近来为啥一直说“精英”，尤其是“知识精英”的坏话。他觉得我有反智和民粹的倾向，不喜欢知识分子对于实际社会实践的一切形式的介入，并总是把知识分子自以为比民众高明的“启蒙情结”看成一个有害的东西。因而自愿退守职业的学术研究的领域，而避免更为主动地参与到各种推进社会变革的实践中来。

我首先想说明的还是“谱系”的问题。知识分子对于实际社会生活实践的介入程度可以高可以低，职业化的程度也不是绝对的。我跟那些专职搞社运的南非社会学家相比，或者与那些成天把反对主流社会挂在嘴边上，并把学术研究看成一种实现自己社会理想的工具的学者相比，肯定更为“职业”，对待知识分子与民众互动的问题也会更为谨慎。但是我在复旦某一位前辈那里领受到的教诲则是完全相反的，他认为我成天写博客竟然还很关心“运动”，这就是不好好钻研学术一心想要往外面扑腾的表现，还板起面孔来警告我说一个大学顶多只能有一个这样的人，如果这样的人太多就会导致他们排名下降。所以如果你太“公共”而不够“职业”，将来是很难找到工作的。有了这样一个参照系其实就可以看出，我既不属于特别职业的，也不属于特别公共的。大概在职业风气比较浓厚的上海人那里看来我比较“公共”，而在那些有很多人都想做公共社会学家的北京人那里看来我比较“职业”。好吧，这点先要明确。

其次我想说我也并不是反对一切形式的介入和“启蒙”，比如说近些年来中产阶级的很多抗争运动出现了体制化的倾向，这和自由派知识分子长久以来宣扬个人权利以及法制观念肯定是分不开的。我当然也要承认这是个正面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既然做知识分子这两样事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避免不了的，我们就更应该多反思。beep在buzz里面提到“公民社会知识精英”这个概念，多是现在做NGO搞环保或者维权运动的人，或者经常通过网络和其他媒体发表政治见解的所谓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可以是那种心智能力强大的人，也有可能是不但自己蠢还煽动大家跟着一块蠢的人，未必都好。做环保和维权运动的，可能是心怀理想要为民众增进福利的人，也有可能是欺世盗名为了一己之私利上下挑拨离间玩弄权术的人，他们做出来的事情对于民众来说可能好可能不好，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于我们建立一个更清明的政治运作体系可能有帮助可能没帮助，没准还有坏处。一直以来我想要强调的不过是用更为“客观”的眼光来分析这些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因为他们声称自己反对强权或者代表正义，我们就要无条件的支持他们的所谓正义事业。恰恰相反，这些人和民众之间同样存在可以被分析的权力关系。简言之，我们其实也是那游戏中的一部分。

再次是说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强调“民众的智慧”。我觉得这和我对于我们现在社会生活变迁的那种态势的判断有关系。用葛兰西的话来说，我觉得中国现在就是moment of conjuncture，所有的故有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理论的说法，统统在被人拉出来重新思考和检验。我们缺乏原则上的共识，而各种各样的原则也正和社会生活实践以奇妙的方式在进行排列组合。我觉得社会学家即使一时半会儿说不出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则，也可以放宽了心跑下去观察和记录，哪怕是给五十年后的历史学家先写个材料呢。我当然不是无条件地相信民众的智慧超过了书斋里学者的智慧。民众里有人聪明有人蠢，而聪明也需要一写合理的制度去激发，所以还是得看实践，就是要看具体在做事情的人。当然，这个“事情”可大可小。我们作为职业的学术研究人员也不是因为要看“民众的智慧”就可以躲在边上睡大觉，我们要做的是intellectualize这些东西。所以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在砸自己的饭碗，或者说我们所从事的工作都不重要。

然后说我为什么近些日子一边倒地批评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情结，甚至宣称自己有“反智”和“民粹”的倾向。其实我也有点搞不懂。从直觉上来判断我不应该是一个有反智倾向的人。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跟我所在的舆论环境有点关系，我本人并不反感别人有精英意识，我的很多朋友都有精英意识，而且他们明确承认自己就是有精英意识。我反感那些成天摆出精英的姿态指点江山说三道四的人，然后细究一下发现他们有勇气指点江山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对于社会和政治有什么过人的见解，而纯粹是因为他们智识水平相当有限却又一点都不自知。这样的人真让我感到恼火。所以我对启蒙情结的批判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真对启蒙本身，而是真对某些具体地在从事所谓的启蒙工作的人。

最后说说“退守”和“不参与改造社会”的问题。从策略层面讲，知识分子参与改造社会的机会是很有限的。具体说来，一种是货与帝王家，直接参与政策制定等工作；一种是参与civic activities，比如办沙龙啦，做NGO啦，开网站啦，这个有点像葛兰西说的“抢占公民社会的空间”，war of position，也比较直接；一种是在网络和报刊上发表文章，或者上电视，影响民众和政府官员的看法，这种就来得比较间接；当然还有更间接的那就是教书影响自己的学生了。我们常在网络上灌水吵架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这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我们现在说一个什么就真的能起到什么用处一样。其实说白了还是很小圈子的东西，小圈子不是一定不能影响大圈子，但是小圈子经常影响不了大圈子。我们现在操这么多心，有用吗？还不如放宽了心往前走，机会好了做大事，没机会就学校里教书好了，反正我也特别爱教书的。至于说到具体的“参与改变”的工作，我前些日子考完prelim以后跟jan说我有一个理想就是要给中学生写政治学课本。她说现在还有谁要学政治啊，我说就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学了，那就更要好好写一本。然后我就跟她说，中学政治课本里面有一句话叫作“国家是阶级用来控制社会的工具”，你要知道这个话有人同意另一些人不同意，即使同意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而怎样看待国家的性质对于我们分析日常社会生活中经常碰到的那些公共议题是很有启发的。要我来写这种东西，肯定会既清晰有调理又好玩。我喜欢启发别人用“分析”的态度来看问题，而不是从一种完全没道理的意识形态直接跳到另一种完全没道理的意识形态。看来我内心深处的启蒙情结比我最近经常鄙视的那种喜欢给人家启蒙的人来得还要深刻。当然，这也是际遇的问题。我是不确定这辈子能不能赶上教育部门请一个社会学家来给中学生写政治学课本的好事了。

多希望我是盏烛光

五六年前的时候，我是在上大一大二，没事的时候喜欢哼江美琪的这首《我心似海洋》。还曾经把它放到博客上当背景音乐。室友问我最喜欢哪一句，回答说“多希望我是盏烛光，在你需要时候发亮”。那时候，新的生活刚刚展开，前路有无数种可能，心里也是很希望能得到别人的提点的。却不知怎么的喜欢这首把自己点了去照别人的歌。也许把别人给照亮了就也把自己给照亮了吧。

后来我的mp3丢了，新买了一个ipod就换了一批新歌。后来我又换了一个mac，用itunes同步的时候一不当心把ipod里面的歌都给擦掉了，然后我就不听歌了。今天白天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又想起它来了。

我写完前面那篇长得没边没际的吐槽文，累得有点不想动。想想我怎么是这么神经病的一个人呢，在大热天里把纠结织成一件毛背心穿在身上热得汗流浃背。

可生活中总还有些事情不错。比如楼下新开了一家快餐店，里面有卖龙虾。再比如九月的普罗维登斯竟然天气还很热，这起码可以让我明天穿着漂亮的裙子去课堂上在我的学生面前亮相。还有我新买了一个书架来对付我那些因为准备资格考试而多出来的书，以及刚刚组装好的落地灯。

大概都会好的吧。

多希望我是盏烛光，在你需要时候发亮。
当你迷失指引方向，让你脆弱时不再迷惘。

江美琪——我心似海洋

一篇旧文引发的思考

beep同学引用了我二十岁的时候写的那篇绕来绕去的《社会学工作者的职业精神》。不过他别有用心地“剪刀手”了一下，截取了那段我表决心说要好好认识问题的复杂性，搞研究不能冲动地“替天行道”。弄得我好像是心里只有学术研究“规范”而没有“情感”的学究。而最后两段我明明又把意思给绕回去了的，我说单有规范是不会有好的研究的，社会学家研究人类社会，终归是有“关怀”的。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矛盾”对我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了。职业精神不体现在没有情感没有关怀，而是体现在不把研究当成一种宣泄情感表达关怀的工具。就是说，无论你认为你现在所要宣扬的那种价值有多重要多牛X，研究本身作为一个目的都有它自己的意义，而这个意义是不能简单被还原到宣传某一种价值之上的。可以把“研究”想象成一个呈“半飘浮”状态的东西，和自己的“价值取向”相互呼应。说“半”飘浮，而不是说“飘得无影无踪”，那是因为承认一个人要做的研究总是和他关心的问题是有关联的，不承认就是不够真诚，不好；说“飘浮”没说“一一对应”，就是觉得还应该给职业的学术研究留一个具有一定自主性的空间。这东西短期来看是没什么用，而且显得很麻烦，可是长期来看总是有用的。因为如果这个空间没有任何暂且摆脱为某一个价值提供合法性正名的工具属性，它就变成一个单纯的各种价值竞争的场所，最后就变成单纯的权力较量的场所。最后学术也就没得玩了。从大的环境上来讲，权力之间的争斗变成了赤裸裸的东西而缺乏缓冲，从小的环境上来看，知识分子和搞学术研究的人就真成了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废物，时刻面临要卷铺盖回乡种地的危险。

可我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终究发现这个问题还是充满了游走在两个方向上的张力。我以为自己已经圆熟到可以不当它是个问题了。可我现在发现我还远远未达通途。如果说四五年前的那些经历，包括跟徐老师在基层做调研，去中文大学被那里的“职业化学术研究做派”收骨头，是让我从一个喜欢“替天行道”的人，变成了一个开始有职业思维习惯的人；现在我倒常常想着倒回去找我自己曾经的那些关怀。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我最近感觉自己越来越难以和别人交流了。很多人会觉得抓不到我要说的那个点，这自然和他们的智识水平有关，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自己也经常抓不到。今天下午和Omar闲聊的时候，我说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市面上流行的价值是我认为必须要去追求的。我一个一个数过来给他看。

“民主”？显然不是的。在我看来这个东西有太多的亚形态，那种“民主/极权”二分的说法实在是把政治生活中很多丰富的纬度给抹杀了。所以我说民主都必须先给个定义，或者前面加上定语，比如“以多党竞争和定期按照程序选举领导人为核心制度的民主”。这样一来民主对我来说也就是个可以研究的“东西”，我愿意解释和描述为什么它在当代的政治生活中经常显得非常重要，以及拥有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对于增进社会福利可能起到的种种好处，但同时我也会好奇它为什么经常就玩不转，或者差得太远。于是我也不愿意跟别人去争论诸如当今中国是不是要民主，或者民主是好还是坏的问题。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平等”？也不是。这大概是因为社会学研究对于“不平等”问题说得太深刻，且有时候太令人感到绝望了。市面上流行的说法大概是结果不公平还能接受，最重要的是保持机会公平。可我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我不知道要如何做才能让这个机会公平成为可能。从我一向就很关注的教育问题里面我看明白一个社会再生产自己原有不平等秩序的能力有多强大，而整个过程又是如何精准而隐蔽。美国的社会学家这方面说得最多，而他们不停地说却基本上不产生任何实际效果，这不免让我怀疑他们的研究本身也不过就是再生产这个社会秩序过程中的一部分，还让我怀疑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对于社会不平等的看法虽然粗糙（不平等是有“功能”的，它激励那些更有才干的人去做更重要的工作），没准倒还说到了些“本质”上的问题。另一个原因是，如果我们不认为不平等问题只是一个数字上是否平均的问题，那就必然涉及“测量”。而“测量”本身就是“政治”。就是说，如果现在有一百块，工人拿十块，资本家拿九十块，我们是出于什么样的立场来判断这里有“不平等”的问题？如果“不平等”本身就是作为一个政治过程而存在的话（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朗西埃就是这样的观点），我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而将它看成是一个终极的衡量政治运作清明状况的指标的呢？好比现在很多城市居民觉得房价很贵，那我们是不是就因为他们喊得比较响，就认为当今中国分配不平等的最大问题就是城市居民买不起房子呢？

“自由”？某些时候我已经认为它是了。可是后来我又发现其实它也不是。我暑假里经常为了自己的婚恋问题和我的母亲发生争执，我敢说我从来没有像那个时刻那样无比确信自己是个自由主义者。可是后来我想，我嘴上不停念叨的“自由”实在也称不上什么很高尚的东西，因为我不过是希望自己能够过得更痛快一些罢了。这个事情上的“自由”能让我更“痛快”，可是在其他方面上如果给了我很多“自由”还会不会让我“痛快”，我就不很清楚了。有时候我也不得不承认“家庭”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枷锁”，而这“枷锁”偏偏又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想想老人的存在，想想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虽然有时候恨得让我忍不住去骂那些东西全都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可是到头来还不是得一点一点耐心地去贴补它。朋友们发生在暑假里的种种事情也让我看得更明白些。若在三四年前，我恐怕还会劝离劝分，而如今几乎从头到尾在帮着捣糨糊。爱就是被人困住了。如果把“自由”当成一个必须要追求的目标，要把“爱”往哪里放？

“发展”？我不知道一方面享受着“发展”带来的种种好处，另一方面又说“发展”不是一个必要追求的目标，这是怎样一种欠揍的行为。而我似乎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怀疑“发展”给人带来的种种好处实在是有欺骗的成分在里面，信则有，不信。。。就很麻烦。尤其是现在资本主义的这种运行逻辑让发展变成了一个级数增长的东西，凡事都必须做大做强，保持简单的日复一日的积累就要被淘汰，这事情让我看来可笑而没有必要，似乎纯粹就是在时间这个纬度上榨取财富和欢乐的生活。我当然知道现在这个有十几条地铁线的上海好过二十年前那个一平方米的公交车上要摆十一双鞋的上海。去年年末看纪录片《大动迁》也非常感动。可是我很怀疑这种为了发展而去牺牲某一些人的利益的做法。不然底线在哪里呢？如果某一些人的利益是可以牺牲的，那么另一些人的利益也是可以牺牲的，到最后大家的利益都是可以牺牲的，也就没发展了。

“共产主义”？不好啊。私有财产都没了，让人跑到哪里去舒放自己的私欲呢？

难不成是“和谐”吗？嗯？难道我真就是一个“五毛”吗？

那么我的立足点在哪里呢？我用什么样的立场去engage这个世界？有时候想想“知识分子”的问题就已经觉得很麻烦了——我甚至会“反智”倾向严重地认为社会科学家没什么好对公众说的，并且对于知识分子想要画蓝图系统改造社会的愿望充满了担忧。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开始纠结这样不着边际的问题。我当然也不是从最近才开始反思所谓的民主平等自由发展以及共产主义的。可是我最近越来越觉得别人提的那些问题对我来说不能够make sense，然后我追根问底一下，发现他们可能是在用上面的某一个或者几个作为一个标准在做判断，而我觉得有没有上面那些标准都无所谓。因为我不觉得我们能够把政治当成工具来实现什么伟大的理想，它只是一群人生活在一起所必要的一种技艺。于是政治学就变成了一个像走钢丝一样的东西。别让精英操控民众太厉害，也别让民众压迫精英太厉害；对于那些显而易见的不平等的秩序，社会上需要一个人们都能认可的好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带给人“希望”，而“希望”必须不仅仅是“虚幻”的东西，骗得太厉害要出问题的，没希望也是要出问题的。

我不知道要怎样来形容这种感受。可能达尔的Who Governs？这本书比较能够make sense，他写纽黒文一个城市的治理结构，讲民主背后的种种其实不太符合民主精神的操作，同时也指出为什么那些现存的体制能够保证那些不是很符合民主精神的操作不至于偏离成特别坏的东西——比如借用民主体制来从种族等纬度上撕裂整个社会。我看了以后说真是只有美国人才能写出这种东西来。我当然知道多元主义在理论上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也欣赏达尔和米尔斯，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家们相互之间的争论。一派在说那些表面上很光鲜的价值，比如民主，实际操作过程中有多么荒唐；另一派在告诉大家为什么现实运作过程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有些东西仍然是值得我们追求的价值。我觉得这两种传统在美国真正做到了相互提醒和相互切磋砥砺。而这两种传统在我身上并存的结果就是让我不断地自己给自己拆台。

也不是一定非得像写statement那样撒狗血声称自己的未来要投身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才能从事具体的研究。我现在也逐渐明白像我这样脾性的研究者更需要substantive的问题来“滋养”，有具体事情挂在嘴边上了，凡事就能说得更加圆熟些，而那个时候的我也更加能够确信自己说的东西是有意义的。这个不是零碎，而是从具体的生活经验出发去思考那些更为抽象和宏大的命题。比如我写业主运动，里面是有非常多的鸡毛蒜皮，但是我关注的还是在一个社会主义传统没有全部消退的社会里建立能够和国家官僚机构产生良性互动的组织的可能性（也有可能是“不可能性），我关注的是国家的建制问题。这当然不是一个不重要的问题。

好在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虽然它一如既往地很混乱。比如Leah的课和Patrick的课冲突，再比如我好像又要面临缺学分的问题。可是再怎么说我可以带section了，可以到Gianpaolo的课上去读科学哲学和知识社会学了。

不写了，写太长了，累死了。

不好好做影帝的下场

其实我至今都不能理解把温家宝称为“影帝”是怎样的一种吐槽。前段时间舟曲遭灾，政府说要搞一天哀悼，看到有人说要研究“共产党如何将民众的情感纳入到自身的控制范畴之下”，我也很不能理解这是出于怎样的思考心态。说得真好像社会上的人就是一架机器上的零件，等着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去摆弄呢。当然，也许对那些精英意识过于强烈的知识分子来说，社会上除他们之外的人就该是这样的状态。

明明有“人祸”的成分却不去追究，将一个个具体生命的痛苦抽象出来装成一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大戏。有人对这个感到厌烦，我再理解不过。然而我还是不明白集中人力物力救灾以及反思各种人祸和一个领导人竭尽全力去展现他温情的一面，这两者之间会有什么必然的冲突。反对者当然会说是在作秀，可你确定我们的神经真的粗壮到可以接受任何“秀”都没有的政治了吗？

前段时间suowei说我看问题冷静疏离，而且似乎是故意要不断提醒自己必须那样做。beep似乎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他这样说我基本可以确定那是在夸我，而suowei说“冷静”，我知道言辞里面未必都是褒义。似乎硬劲要与这活生生的世界隔上一层。我作为一个“围观酱油党”式的ethnographer，冷眼旁观的习惯自是有的。然而真的是不在乎吗？好像也不是啊。

lin曾经说她也希望政府能广开言路，堵不如疏。（对结社问题我也是差不多的看法）但主要还不是为了“民主”，而是为了民众有大苦能鸣，有大冤能申。于是社会和谐稳定，政府形象高大。我不知道她的这个理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实现，尤其是在这个社会上的很多知识分子都不认为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理想的情况之下。

深夜里又把赵老师那本天安门翻出来看着玩。我曾经把这书送给那些和社会学研究全然无关的人，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即使对理论和机制没有任何兴趣，他也会觉得其中的很多叙述很有意思。想到围观人群看着李走过下跪的学生而无动于衷就哭得跟个孩子似的，还有北师那位著名的女领袖“看看政府是不是还有良心”的演讲。当年上广场的学生受的都是哪门子“自由派”的影响？这问题我也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不过从那个crying like babies的描述中，我似乎体会到，在中国做领导人，如果不当好“影帝”，那后果绝对比当影帝再被少数人在网上骂要来得悲惨很多。

深夜乱想

我现在应该是处在一个很迷茫困惑的时期。其实这样形容也不太恰当，因为过去的几年中我似乎一直都挺困惑。但我明确地知道现在的这个状态和过去延续了将近四年的那个状态并不相同。因为那个时候我起码还能不停地发问。我现在终于明白能够提出很多问题的生活并不是很糟糕的生活，因为如果你确定自己对某一个问题是疑惑的，之后面临的不过是尝试各种解惑的方法罢了。可我现在似乎停留在一个根本就没有欲望发问的阶段，而我又清楚地知道自己并非对所有事情都豁然开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了呢？

情急之下我竟然想到要去翻自己十九岁和二十岁的时候写得那些比如今还要生涩的文字，我希望在那里找到些线索。比如现在我忍不住得觉得政治烦，我就想从二十岁的时候写的东西里面去找我当初为什么决定去学政治。显然不仅仅是出于申请技术上的考量的，那总是因为觉得有些问题会绕不过去。而现在就绕过去了吗？我清楚地记得从十九岁到二十一岁的这两年间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对于生活和未来感到迷茫，当然这个迷茫也有一部分是学术研究上的。从香港回来以后决定研究学问之后，这个迷茫暂时就消失了。具体表现在我再也不像先前那样在自己的博客上高频率地反思人生的意义，而是日复一日经年累月地写具体的问题和思考。

我也弄不明白这一次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原先以为只是生活中碰到的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事情让我无法专心，而研究学问本身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或者说问题也仍旧还是我平日里研究学问的时候会提的那些问题。可这两天我逐渐发现并不是这样。四年前我也曾经试图很认真地思考读书、生活，以及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职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那时候那种“没有出路”的失望或者说绝望的心态在今天看来实在很可笑。可是恐怕问题也就在这里，今天的我比那个时候的我懂得可要多多了，而这个世界上能够提点我的人显然又变得越来越少。甚至连理解我现在的状态和心境的人都会少之又少。

而我对此大体上也是无可奈何。只能装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继续日复一日地不厌其烦地叙述我看过的书以及我和别人之间的对话，哪怕写完之后我就不愿意再看它，并且觉得那些想法真是不够聪明又无聊。我保持这样的习惯，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如果不这样的话我还能做些其他什么事情，也是因为我就是如此这般度过了上一个最为迷茫无助的时期。我希望我这刻舟求剑的做法今天多少还能起到些作用。

我有点担心那条学习新知识的曲线无可救药地一天一天趋于平缓。我不想对自己说那种随时随地可以瞪大了眼睛对着这个世界说“wow原来是这样”的阶段已经进入尾声，因为我内心深处实在还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世界还是很大的，我不懂的事情还是很多的，值得交往的朋友还是在等着我的。即使我显然已经在某一方面相比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拥有了更多的学识，这不影响我继续我的探索之旅的。难道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三个三文鱼

我实在很难理解素食主义者是怎样一种奇怪的存在，因为我这个人平时无肉不欢。昨天去Whole Foods买了上好的牛肉一块，想着今天要做罗宋汤的。结果稀里糊涂地忘记了土豆。今天早上我想，那么可以只放西兰花，尽量把汤撇清，也算好滋味，就把牛肉拿出来化冻。晚上做饭的时候拆开那个纸包，眼前赫然一块三文鱼。我这才意识到早上思前想后弄得我肉都拿错了，悲摧啊。

那么就清蒸三文鱼吧，发现家里连姜都没有，只有一点点葱。偏巧我还弄了一磅那么大一块，估计是买菜的时候脑子抽住了。一切二，一半就着小葱去清蒸，另一半切成丁炒菜。冰箱里的蔬菜只剩西兰花（555～我的牛肉汤没着落了）。鱼肉的质量还不错，切开一看纹理非常清晰。料酒、生抽，然后别出心裁兑了点芥末，可能是心里总放不下日料的刺身。在葱姜都没有着落的情况下，只能出锅前淋点柠檬汁去腥了。

然后翻腾冰箱的时候发现我前两天买来当零食吃的烟熏三文鱼马上就要过期了，赶快拿出来吃掉。于是今天晚饭的菜谱是：清蒸三文鱼、烟熏三文鱼&三文鱼炒西兰花。哭笑不得。想想蔬菜不够，再弄个番茄蛋汤。

更悲剧的问题在于家里没米了。我是就着两片抹了花生酱的烤面包来吃这些三文鱼的。

在看Ranciere呢，不是很清楚他到底讲了什么。

Attention Deficit

早上到Patrick办公室里校对了一下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Conflict的课程大纲，还跟老师一起计算了一下如果每周带五十个学生的话需要花多长时间，最后算出来不多不少正好是二十个小时。当然我估摸着自己怎么着也会多用些时间，因为读书速度慢。这也没办法。

然后突然发现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就是我这学期要上的那门写论文的课在时间上正好和Patrick那门课冲突。这要怎样取舍呢。写论文的课当然是很重要的，指望着最近把文章给扔出去呢。而Patrick那门课我要做助教，且是第一次带类似的课程，不去听课总归不好的。还有个原因就是Patrick属于那种特别会讲课的老师。我从小就醉心于辩论术和演讲的艺术，大学里玩了那么好半天好像还是没有产生免疫力。看到那种上起课来滔滔不绝地就开始花痴了。这可是Patrick的保留节目，我们学校最热门的公选课之一。不听，可惜了。

怎么办呢？

早上趴在老师办公室里的那个大号电脑屏幕上玩弄了半天学校的MyCourses系统，就为找出一个让所有学生都能上网交作业的方法。照理来说文科教授在电脑水平上都会比学生白痴，可惜我这个学生也没聪明到哪里去。弄了半天只搞定一半。后来Patrick很兴奋地向我介绍一个叫作drop box的东西，大概就是一个在网上储存和分享数据的软件，但它同时和你的电脑硬盘联在一块。比如你有个文件放在drop box里面，当你在你的电脑上修改那个文件的时候，drop box里的东西也会自动改掉。这对于同时在多个电脑上工作的人，或者有几个collaborators的人来说，确实很方便。他手舞足蹈地对我说，这个东西代表了未来呀！！！

可我只有一个电脑，也没有collaborators。

后来花了好多时间讨论怎样把课程大纲写得更加清楚，好让学生知道怎样找到他们想找的东西，因为他每次上课都要花很多时间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什么东西在哪”这样的问题。我说就是惯坏了，说一遍就pass，听不到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真想知道总能找到人问的。老师说，不行，因为这个班上超过半数的人都有attention deficit。我说，怎么可能啊。他说，这个学校的小孩都是非常priviledged的家庭过来的，我猜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为此求医问药的经历。他还跟我说他那个六岁的儿子除了看动画片，其他无论干什么都不能专注。他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可是他儿子的同班同学的家长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早就把小孩带去医院吃药了。因为现在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我想你们这是搞什么飞机啊，好好的中产阶级白人家庭，不带这样折腾小孩的。

我说哦原来这个就是medicalization，Patrick说福柯说得真对现代社会只要有一点不合规范就要拿去用科学方法来治疗。我倒是觉得这事情上升不到什么福柯，单纯就是人性的懦弱，一遇到挫折（小孩子不专心都能算挫折了吗？），就想寻个手到擒来的法子赶快给对付了，动辄求医问药表面上看是积极寻求解觉问题，其实还是懒。因为凡事一旦被定性成一个病，所有的懈怠就都有了理由。

下午去书店买了书。碰到Omar和Jose，聊了两句。他们俩最近都挺好。